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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我20万的亲戚，欠债二十年。
我从不讨要，甚至主动避开，免得他们尴尬。
他们却在背后嘲笑我，说我人傻钱多，活该。
我笑笑不说话，所有情绪都深埋心底。
直到有一天，亲戚在朋友圈炫耀，儿子公务员政审“通过”了。
我平静地拿起手机，拨通了政审单位的公开监督电话。
彼时，电话那头传来接听声，一场好戏才正式拉开序幕。
我握着手机，指尖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，几乎要嵌进塑料外壳里。

电话那头传来标准的机械女声：“您好，这里是XXXX市公务员政审监督办公室。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空气带着出租屋里沉闷的灰尘味，呛得我喉咙发紧。
出口的声音，却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惊讶。
“我要举报，应届考生陈明……他家有巨额债务拒不偿还，家庭成员存在严重的诚信问题。”
没有愤怒的控诉，没有颤抖的哭泣，我的声音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死水。
电话那头短暂地沉默了。
那几秒钟，漫长得像一个世纪，我能清晰地听见自己胸腔里擂鼓般的心跳声。
然后，一个年轻的、略带警惕的女声传来：“您方便提供详细情况吗？这涉及到公务员政审，我们必须严肃对待。”
“方便。”
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将我那油滑、贪婪的大伯陈建国，泼辣、刻薄的大伯母张翠花，以及他们那个心安理得享受着一切的儿子陈明，二十年来的“辉煌”赖账史，一字一句，清晰道出。
我的语速很慢，像是在讲述一个与我无关的故事。
可每一个字，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刀，先捅进我自己的心里，再被我拔出来，隔着电话线，对准那个即将被毁灭的未来。
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，二十年前那个阴雨连绵的下午，潮湿的空气混着消毒水的味道，灌满了整个病房。
父亲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呼吸间都带着沉重的杂音。
大伯陈建国，我父亲的亲哥哥，就坐床边，搓着手，脸上堆着焦急又热切的笑。
“建军啊，哥这次是真遇到难处了，厂子就差这笔资金就能盘活，等回了本，马上就还你！咱们可是亲兄弟！”
他唾沫横飞地描绘着工厂宏伟的蓝图，仿佛那二十万投进去，明天就能翻出金山。
父亲病得很重，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了，但他是个老实人，一辈子都把“亲情”二字看得比天大。
他看着自己的亲哥哥，虚弱地摆了摆手，示意我妈去拿存折。
那是我们家全部的积蓄，是父亲打算留给我上大学和将来应急的钱。
我妈眼圈通红，欲言又止。
我当时年纪还小，却也本能地感觉到了不对劲，拉着我妈的衣角，小声说：“妈，爸的病还要花钱……”
大伯母张翠花立刻瞪了我一眼，声音尖利地打断我：“小孩子家家懂什么！你爸跟你大伯那是什么感情？你大伯还能坑了你们不成？”
父亲强撑着一口气，对我们说：“一家人，要互相帮衬……拿去吧。”
最终，那二十万，我们家压箱底的血汗钱，换来了一张陈建国随手写下的、墨迹潦草的欠条。
他拿钱时满脸堆笑，信誓旦旦。
可我们谁也没想到，父亲的病没能撑过那个冬天。
更没想到，这张欠条，会成为压在我心上二十年的一座大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