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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下葬后的第二个月，家里已经捉襟见肘。我妈鼓起所有勇气，带着我第一次登上了大伯家的门。
彼时，他们家已经换了新的沙发，电视也换了最新款的。
大伯母张翠花把我们堵在门口，一脸不耐烦：“哎呀弟妹，你看你，建军刚走，你就上门要钱，这传出去多不好听。”
“厂子刚起步，哪哪都要钱，现在真没钱还！等以后，以后有了再说。”

我妈攥着那张单薄的欠条，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我忍不住冲上去：“我爸把所有的钱都借给你们了！你们怎么能这样！”
陈建国从屋里走出来，板着脸，用一种长辈的口吻教训我：“小曦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借？那是你爸心疼我，帮衬我！再说了，他人都不在了，这事……就这么算了吧。”
“人死账消”，这四个字他虽然没说出口，但那轻蔑又笃定的眼神，比说出来更伤人。
那天，我和我妈是被他们半推半搡地赶出家门的。
我回头，看见堂哥陈明，就站在他们身后，手里拿着新买的游戏机，冷漠地看着我们，仿佛在看两个无理取闹的乞丐。
从那以后，讨债，成了一场漫长的屈辱之旅。
每一次的家族聚会，都成了对我的公开处刑。
大伯一家总是有意无意地高声谈论着谁家孩子不会理财，守不住家业。
张翠花更是会指桑骂槐：“有些人啊，就是命不好，人傻钱多，攥着金元宝都能让它飞了，活该一辈子受穷！”
她一边说，一边把我堂哥陈明揽在怀里，满脸骄傲：“还是我们家明儿有出息，从小就聪明，以后肯定能当大官！”
所有的亲戚都赔着笑脸，没人为我说一句话。
那些嘲讽和讥笑，像无数根细密的针，扎进我的皮肤，密不透风。
我从最初的愤怒、争辩，到后来的麻木、沉默。
我学会了在他们面前装聋作哑，学会了主动避开所有可能相遇的场合，只为了换取一丝虚假的“体面”。
我妈在我上大学那年积劳成疾也走了，临终前她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别再去要那笔钱了，“咱们斗不过他们，你好好的就行。”
我答应了她。
从此，我将所有委屈和仇恨都打包起来，像一块巨石，沉沉地压在心底。
我一个人在城市里打拼，努力工作，拼命攒钱，我以为只要我跑得够快，那些屈辱的过往就追不上我。
直到今天。
直到我在朋友圈，看到陈明那张穿着挺括制服、意气风发的照片。
配文是那么的刺眼：“政审通过！新的人生，即将启程！感谢党和国家，感谢父母的培养！”
感谢父母？
感谢那两个用我父亲的血汗钱、用我们一家人的悲剧，为你铺就了光明前途的“父母”吗？
那一刻，我脑海中浮现出的，是父亲弥留之际那张苍白消瘦的脸，是他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曦儿，那二十万……是咱家的血汗，是你……以后生活的保障……别……别让人欺负了去……”
心底那块压了二十年的巨石，瞬间崩塌，炸裂成无数锋利的碎片，将我的五脏六腑都割得鲜血淋漓。
凭什么？
凭什么你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切，而我要背负着二十年的伤痛和屈辱？
凭什么你的前途一片光明，而我父亲至死都带着遗憾和不甘？
不。
不行。
这不公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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